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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某大学电气类专业研究生王铜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他坦言,导师和自己的关系类似于老板管理员工,而且两人间确实存在经济关系——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是老师发的,“‘老板’是一种戏称”。
与之相反,某高校理工科专业的研三学生张学却是被“老板”压榨的打工仔,即将毕业的他感觉自己被导师当成了长期廉价劳动力。为了让他留下来继续做实验,导师以科研成果未达标为由,竟让他延期一年毕业。
西部某高校硕士生导师常明则认为,导师“压榨”学生的现象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
对于导师要求学生无偿劳动的现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是被异化的师生关系。“导师的职责是对学生进行指导,培养学生学术能力,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做一些跟他学术论文研究无关的实验,甚至克扣学生,师生关系就异化了”。
他认为,此次华东理工大学事件的发生再一次警示高校,“应该明确导师职权规范,导师不能利用职权把所带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或者公司打工,压榨学生、侵犯学生的合法权利”。
“我的导师人比较好,对学生比较关心,而且不追名逐利,很踏实。”王铜说,他的导师40多岁,常通过微信和他交流。除了学业,两人在生活上也常有交集。“老师比较喜欢看足球,曾经叫过他喜欢看球的学生去家里看比赛;老师特别喜欢跑马拉松,也喜欢拉着学生一起去锻炼。”
相比于一些严苛的老师,他的导师要求较松,“我的导师就是只要效率高,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好了,对于迟到什么的没那么严格。”
与王铜不同的是,部分研究生因为导师将自己的事情交给学生做,师生关系并不融洽。一名研究生受访时称,他的导师因为有报销的需要,让自己的学生攒发票并上交,“这些事情本来和学生是没什么直接关联的,被要求这么做让我感到不舒服”。
张学也提到,有些导师会让学生负责琐碎的财务报销等事宜。他理解导师很忙,但这却会给学生带来麻烦——需要比对一整年的发票和会计凭证的数据,抱着一大本材料去财务室。
常明表示,在自己任教的文科类学院,这种情况很少。“学生主要还是以做论文相关的科研为主,不会让学生干杂活或与学位无关的事情。”
一些高校对研究生的工资是有明确要求的。据王铜了解,他所在的学校研究生的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家助学,一部分是学校支付,而学校支付的这部分中,有导师交给学校的培养费。
“像我做得比较好,就可以拿到额外的奖励,每月可以多拿200元。”但王铜认为,他如果去校外的公司里做同样的工作,收入一定比这个高得多。
而对于一些被“压榨”的学生而言,为导师做项目的付出与收入,更是不成正比。
熊丙奇指出,部分高校存在导师“压榨”学生的现象。“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是资源导向的”,在这种前提下,大学教授变为“经费教授”“课题教授”,学生被导师指派去完成一系列指标任务,师生关系变得功利。
在常明看来,给学生发劳务费,是按照申请项目的比例标准,算入经费预算中的。作为导师,如果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克扣学生工资,老师的职业操守就没有了。
常明所在的学校专门设置了科研助理的岗位,学生可自愿申请,协助导师做额外的课题。前提是“把保险、协议都签好,按通行的薪酬补贴”。在他看来,这就不再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而是一种“类似雇佣工作的关系”了。
王铜已经接受了目前研究生的这种状态。“说‘打工’也对,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浪费时间,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他认为,研究生是学校和职场之间的一个过渡,有时帮导师做一些“杂活”也是为将来工作积累经验。
熊丙奇认为,异化的师生关系背后,是学术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教育或学术管理要回归教育为本或学术为本的管理,如果不回归,结果就是行政导向、功利化导向。”
在他看来,学校将任务指标分配给教授,学生被老师指派去完成一系列指标任务,会导致“人才培养严重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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