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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恢复学位制的1981年开始,到2014年底,我国累计培养博士研究生49万人,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其中半数为近五年培养。30多年来,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从数量上看,我国已是研究生“超级大国”,仅博士阶段培养人数就已是世界第一。
随着时代变迁,在考研人群从“精英化”变成“大众化”的同时,很多人的读研初衷,也从“研究学术”变成“为了工作”。扩招后的学历变相贬值,加之一些用人单位划定的较高用人门槛,使得“考研热”不断升温。
正是在“考研热”之下,个别高校出现“大学高中化”现象,部分学生把考研奉为“第二次高考”,而这,绝非高等教育的本来面貌。
从2016年开始,在职研究生联考被取消,而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推进,研究生的入学门槛和教学质量,都将得以提高。
12月26日,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开考,170余万考生步入考场。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80年,全国包括博士在内的研究生招生数仅为3616人,1990年为3万人,2000年为12.9万人。若包括博士在内,2015年的研究生招生数达到62.1万人,35年时间增长170余倍。
30年间,无论是考研群体还是考研初衷,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于不同年代的考研者,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也有着各异的经历。对他们个体而言,是改变人生的一次考试;对社会而言,是映射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
80年代:考研为了“追求学术”
时间:1985年
考研者:陆坚,呼和浩特人,考取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现为天津某高校教师
“只身在天津上学,放假回家时孩子都不认识我了,看见我就哭。”天津市某高校教师陆坚告诉《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他考上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研究生,当时孩子刚一岁。拖家带口,是上世纪80年代考研者的真实写照。
记者见到陆坚已是下午5点,6点还有课,他边准备教材边拿过学生送来的泡面,用开水泡上。他是呼和浩特人,研究生毕业之后举家搬到天津。
本科毕业后,陆坚在呼和浩特的一所高校当老师,结婚生子。但考研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脑海里,因为对文学有强烈兴趣。“当时就想着进一步提升自己,想在学术方面取得进步。”
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本科学历本已稀罕,研究生学历更少见。当时考研通过率很低,选拔标准也较高。“大学的班里30多人,有考研想法的不到10个,考上的只有我一个。”
由于孩子妈妈工作忙,陆坚只能边看孩子边复习。“我左手拿着外语单词本,右手抱孩子。孩子一哭,立马放下课本去哄孩子。”当时复习资料单一,只能一遍遍地自学大学教材。由于是跨专业考研,付出更多,他每天工作之余用3~4个小时来学习,“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努力,陆坚如愿考上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研究生,但之后的生活让他更加煎熬。每个假期回家,陆坚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儿子培养感情。但孩子刚熟悉他,开始依赖爸爸的时候,陆坚又该离家返校了。
在陆坚看来,曾经的考研也是一场历练。他望着办公桌上的老照片说:“人生要有目标,同时还要有毅力,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90年代:考研为了“提升地位”
时间:1992年
考研者:徐建明,河北昌黎人,本科武汉建材学院,考入天津大学力学专业,现为秦皇岛某科研机构学科带头人
从小城昌黎到武汉,再到天津,最后回到秦皇岛,徐建明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版本升级”。
土生土长的昌黎人徐建明,初中后迷上物理这一科。1982年,徐建明考入武汉建材学院,毕业当年,他参加过一次考研,未能通过。
“那时急需人才搞建设,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徐建明被分配到秦皇岛市的一所科研机构。在单位工作了6年后,他决定再考一次。
上世纪90年代,对于“有单位”的人而言,考研的第一关往往不是考试,而是单位“放不放人”。令徐建明意料之外的是,单位领导支持他,复习期间没有布置工作。这一次,他考上天津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当时本科生都分配工作,所以考研不是为就业,而是为了更好的机会。
考研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职称和工资的变化,“单位里和我同时本科毕业的同事,五年才能评上工程师,而我研究生毕业后,两年就评上了。工资还高了不少!”而在之后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一优势渐渐被拉大。
现在,徐建明已经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在他从事的领域里有了些许成就。他坦言,“学术是我毕生追求,我会坚持一辈子。没有研究生阶段学到的那些知识,我可能现在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
00年代:考研为了“更多选择”
时间:2004年
考研者:郭华东,山东菏泽人,本科内蒙古大学,后考取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
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的博士公寓中,记者见到了正在写博士论文的郭华东,宿舍里到处是复印的英文版资料。“学美国史,文献多是英文的。”郭华东说。
明年6月份就要毕业的郭华东是第二次在南开就读。11年前,从内蒙古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南开大学世界史方向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去了四川一所高校,工作6年后他重新考取了南开大学美国史方向的博士。
回想当年,郭华东印象最深的就是扩招。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1998年高考录取108万人,而2002年录取人数达到320万人。郭华东是扩招后的第二批高考生,见证了扩招给考研带来的变化。
“那时考研,是‘个体化’很强的行为,为了增加知识,也为了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郭华东说,自己真正准备考研是在大四。而他如今发现,现在很多本科生,一进大学校门就开始准备考研,甚至学校还会向学生强调考研必要性。一方面是考研呈现大众化,另一方面则是有人忧思“大学高中化”,考研变成“第二高考”。
考研群体的扩大,也让重点院校与普通高校的差距被拉大。据郭华东回忆,“当时重点与非重点院校没有现在那么强烈的对比。”当时全班一共47个人,考到校外的也就3、4个,整体考研的人不算多。“现在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考研,来换一所名气更好的学校。”
10年代:考研为了“一份工作”
时间:2015年
参考者:王景轩,太原理工大学大四学生
王景轩自小便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然而他迟迟未能走出高考失利的阴影。“没复读,勉强上了一所大学。”王景轩说,自己入学后状态特别颓废,“大一大二经常挂科。”
从大三开始,王景轩开始正视前两年的荒废,决定考研。他每天早晨6点起,晚上10点睡,在图书馆学习14个小时,光他桌上复习考研的书就有42本,“一年下来练习题就刷了11本。”
“考研就像是自我救赎。”王景轩对记者说,他不想这么早走进社会,担心拿本科文凭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我想到大城市发展,生活压力会比较大,我希望在就业时能有高起点。”
事实上,考研对于部分本科生而言,其实是延迟就业。研究生是否真的比本科生好就业,答案很难说,很多高校本科生就业率反超研究生。以西南大学为例,该校2014届毕业生12700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96.54%,硕士研究生就业率95.04%,两者平均薪酬相差不大。
“就业难导致很多本科生毕业后不工作去考研,推高考研热度,躲避就业高峰,但研究生毕业后,其职场竞争力并未有很大提升。”有教育业内人士如是说。(应被采访者要求,陆坚、徐建明为化名)(朱林 本报实习生 王梦莹)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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