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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寻梦在北大——游学燕园六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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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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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5 00:45
楼主
1996年3月14日，我从东海之滨的浙江金华负笈北大游学至今，忽忽六年，其中甘苦
，一言难尽。燕园不知不觉成了我的精神家园。精神流浪的日子是值得纪念的，特作《游 学燕园六年记》，这仅仅是我在北大边缘生活的一部分，谨为纪念。 1、飞向北京 北京，我们国家的首都。自从识字开始，老师就跟我讲首都北京天安门了。那雄伟的天 安门城楼，深深藏在我的记忆里。但从我的感觉里，北京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模糊的印 象，到底有多远，我也一直说不清楚，正如天上的星星那样遥不可及的。记得，我小时候 的理想，有许多，就曾希望自己能象孙中山、毛泽东那样，长大了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造福于天下民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曾希 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象大科学家爱迪生那样，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善人民的生 活，推动时代的进步。还想做一名大教育家，效学我的21世先祖柳贯那样，培养出明代开 国文臣之首宋濂、文学家戴良、危素等，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 的复兴而努力。当然，我也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或学者，承继家乡浙东“金华学派 ”、“永康学派”的开创者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先贤的遗风，能步金华近现代名人陈 望道、何炳松、曹聚仁、吴晗、艾青等之后尘，在中国文坛或学术界能有所建树。理想是 远大的，现实却是那样无奈。自己在苏老泉27岁发奋苦读之年，自己却仍窝在家乡的浦江 小县城的图书馆做一名临时工，虽全力以赴筹办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曹聚仁资料馆，拿的工 资却仅100多元，维持生计还有困难，仍遭到个别领导的排挤和冷落。为了提高自己的水 平，我决定走出故乡的土地，到北京大学求学深造。 与北京大学结缘实在很偶然。记得那时在1995年7月，我在浦江发起成立的曹聚仁资 料馆已于该年5月17日，由浦江编制委员会下文正式批准成立。为了扩大曹聚仁资料馆的 影响，在海内外争取更多的人士的支持，由我起草的《文坛楷模，爱国典范--曹聚仁资料 馆征集资料函》雪片似的飞向大江南北。有一封回信，决定了我今后六年的北大边缘人的 生活。那时，我给慕名已久的中国学术重镇、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负责同志 寄去了征集资料函。说句实在话，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谁？ 甚至不知 道任何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完全是盲投，至于能否有回复，不是我所能期盼的。结果 出乎意料的是，北大中文系很快给我回了信。回信的不是中文系的主任，而是该系的办公 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我那封信并未写收信人的具体姓名，只是写名中文系负责同志收的字 样，这样的信件，绝大多数的单位会将你的信件当作广告垃圾扔进纸篓的。幸好张先生是 浦江人，在北大工作已40多年。他来信祝贺曹聚仁资料馆的成立，不久又约请北大中文系 的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寄来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可以说，钱理群是我认识 的第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之后，我与张先生书来信往，便熟悉了。我与张先生直率谈 了自己当时的困惑。虽然自己的工作能力比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还强，就是因为自己高中毕 业落榜后，扎根地方，埋头苦干，无暇去获得大学文凭，在招干、提干等方面都因此失之 交臂。自己在地方一呆就是七、八年，实践能力已不缺乏，最缺的就是还没有接受过高等 教育，还没有一张大学文凭，更何况研究曹聚仁，自己靠自学得来的一点知识，也远远不 够，因此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张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信，鼓励我说，从你的来信中可 知，你的文笔很好，写作水平已有本校本科生的水平，你完全适合来本系进修，我也是清 贫出身，我支持你。张先生的一番鼓励温暖了我的心。我决定破釜沉舟，我决定去北大。 95年年底我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办理了移交手续。我如释重负，我的心早 已飞向北京。我开始准备，那时我工作多年，由于只讲究对社会的贡献，对于自己的切身 利益考虑往往不计较，因此并无积蓄。 要自费到北京去学习，总要准备点钱吧。父母是 农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早摸黑，双手从土地里扒腾出的一点钱也着实不容易，好多 年积蓄了2000多元钱，本来是准备我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娶媳妇的钱，那时我的兄长早已 成家，父母的心事就是我这个小儿子了。那年我已27岁了，在农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 早该娶妻成家了。我首先说服了父母，为了自己的理想，无论如何也要赶上这趟末班车， 成家的事我自己以后解决，让我努力拼搏一次，更何况，事业无成，成家又有何益呢？父 母终于将这笔血汗钱作为我来北大求学的第一笔钱，另外我又向亲友借了一千多元钱。同 时，共青团金华市委也该我出具了我作为第二届共青团金华市委委员的身份证明，共青团 浦江县委、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金华记者站以及我的母校兰溪市蜀山中学也都郑重向北大介 绍我多年在地方共青团工作和新闻写作的业绩。96年春节过后不久，列车哄隆隆的将我数 十公斤曹聚仁研究资料和我的梦想，从南国带到了北国，1996年3月14日，我梦幻般的来 到我梦寐以求的燕园，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游学北大的精神寻梦之旅。 2、走进燕园第一天 3月14日凌晨3点，列车到达北京火车站。从杭州到北京，整整化了30多个小时。第一次 出远门，心情颇为兴奋。列车上，邻座的是4位年龄相仿的浙江老乡。记得一位是金华老 乡，永康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名叫程轶平，考清华的研究生，这次来查分，后来程兄 考进清华，终于圆了清华梦，现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博士生，当然这是后话。另一位，绍 兴人，浙江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燕化公司工作，后来也考进北大，现正在北大读博士。其中 还有一位郁达夫的同乡凌卫洪，在江苏徐州某部队任连指导员，是位年轻的军官。在车上 ，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和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一路上几乎没有合眼。对于初出远门 的我来说，一下子就认识了三位青年朋友，真是好不兴奋。后来回家多次，在火车上似乎 就没有碰到过留下印象的朋友呢，也许是第一次出远门的缘故吧，陌生的一切特别有新鲜 感，因此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我的行李特别多，总有七、八十斤重吧。好在火车上认识的程、袁两位老乡也都十 分热情，帮助我将行李带出站。天还未亮，我们坐在北京站地铁口，至6点钟取了托运的 行李箱，程轶平送我至西直门地铁口，便分手了。我打的径直去北大。一路上，我也想不 出它是个什么模样，反正它很神秘也很神圣，我的心在怦怦直跳，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北大 。半个小时左右，我终于到了神往已久的北大。我清晰记得我到达北大中文系五院门口， 是七点三十五分。我在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介绍我来北大进修的张先生。他很快骑车来 到中文系。张先生很热情，亲自用自行车将我的行李托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办理住宿手续 。不用半个小时，我就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45楼3026室。由于有张先生的热情帮助， 我的内心倍感温暖。每月的房租为120元。我们的宿舍共住4个人。当天我的日记写到：“ 住宿环境还可以，光线也不错，每人有一张写字桌，有储藏柜和暖气，有叫唤电话。张先 生陪我买了澡票和饭票。”中午我一人在北大食堂用餐，饭菜不错。1元5毛至2元，可以 吃饱中饭或晚饭了。现在的伙食的价格也已提价，大约提高了1倍光景。华中理工大学讲 师冯甫青也同一天来北大经济学院进修，与我同住一个宿舍，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 人一到北大，精神便为之一振。走进燕园，我的新生活便开始了。这里的一切是多么 的陌生，却又那么亲切和新鲜。下午，张先生陪我去办理进修手续。教务处的老师问我带 了多少钱，我说2000多元吧（上午已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就化了480元），教务处老师知 道我是自费进修，认为我这些钱只够交一学期的进修费，生活势必有困难，也不知是那位 老师建议我，如果不要结业证书，只为求知的话，还不如去旁听，一分钱也不用交，你想 听谁的课就去听谁的课好了，不必化那么多冤枉钱。根据我当时的经济条件，选择旁听是 最佳的选择了。当时张先生建议我单科进修一门中文系课程，办个旁听证，也许在北大学 习和生活方便一些，我便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研究生 专题课，导师为葛晓音教授，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个单科进修旁听证。 其实后来才知道，这80元钱也没必要花费的，这也是我在北大6年唯一的一次交费听课。 下午，我拿着旁听证，去了一趟北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是亚洲高校最大的图书馆， 藏书450万册左右（现在可能接近500万册了吧）。我在目录厅首先查阅了曹聚仁著作的收 藏情况，有近10种，其中《鲁迅评传》、《书林新话》还没读过，等办了借书证，再借阅 好好一读。还去了北大三角地，这里贴满了各种考研的广告和各种讲座的海报。走了一圈 未名湖，也没有太深的印象，也许是初到北大，对北大的人文底蕴了解的太少的缘故吧， 对未名湖的轻灵与深邃还一时无从领略。 我的心情无比轻松和喜悦，当天从书店买了信纸，给我的好友阿芳、毛芦芦、枫以及 母校校长周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家张民生先生、家兄分别去信，与他们分享我到北大 求学的兴奋与喜悦之情。 3月14日，掀开了我在北大游学6年的序幕。 3、图书馆遭遇尴尬 初到北大的头几天，一切都很顺利，没有碰到不愉快的事。我仿佛来到了精神的伊甸 园，一切都是乐融融的。可是到了3月21日，我拿着北大单科进修证去图书馆办理借书证 时，却遭遇到了尴尬。北大图书馆规定旁听生不给予办理借书证，这仿佛给我泼了一盆冷 水，凉透了我的整个身心。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山生就了我坚韧不拔、不畏艰辛的性格。 我耐下心来，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温暖那工作人员的冷漠和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他 们讲叙了我过去的特殊经历，现在是自费来北大求知进修，希望他们能够给予特殊照顾。 但工作人员很是不耐烦，说旁听生都来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早就被挤破了。 我无奈地走 出图书馆，两行清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我确实有说不出的委屈。这 是我来北京一个多星期后的第一次流泪。我来北大读书，如果图书馆都进不了，这还算得 上是在学习吗？求知是平等的，但在这里就遇到了不平等。记得在20年代初蔡元培主校时 ，当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校长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 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 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 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 ，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 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 ，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 ，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 听生。”蔡校长对此非常赞许。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旁听证和中文系 的介绍信，反而进不了图书馆了，我不免眷恋起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校长起来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又走了一圈。想起当初自己的幼稚，上高中时，我是文 科班的班长，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开始发表文字。但长期在那填鸭式的教 学环境中，课程索然无味，还老是排名次，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竟然对当时 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反感，因此还消极抵抗，有一次我还差点逃学去了异地他乡。我讨厌中 学教育，我也讨厌上大学。高考落榜了，我并不难过，仿佛挣脱了禁锢了很久的重重枷锁 ，我终于回到了自由的天地。我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有多次保送或自费 上大学的机会，我也一一放弃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幼稚，我一个稚气未脱的一 个高中毕业生能抵抗得起那约定俗成的高考制度吗？简直是鸡蛋碰石头了。在社会上滚打 摸爬，终于明白了这个社会没有文凭是多么艰难，高等教育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和文化的 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现在在北大吃到了苦果，都是自己早年无知所种的因。但是这次 我来北大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弥补自己缺乏的高等教育， 虽然不一定是为了文凭。过了几天，中文系给我开了介绍信，办证人员仍非常无礼地拒绝 办理借书证。 冬天未名湖的冰，坚硬如磐石。 现在已开始融化，但我毕竟又看到了冰，我的心情 反而好多了。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了，已很难看到雪。一阵风吹来，已有了一些暖 意，哦，春天来了，这里不久以后就会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憧憬和向 往。 之后，我就忙于听课和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收获颇多。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电话给我 的家乡前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楼开炤先生，他对我很理解，很 快给北大图书馆林馆长通了气。林馆长非常热情接见了我，安排副馆长到外借办证处办理 ，才知道图书馆只要有北大的教授或教职工担保，可以办理临时借书证，这也许是一条内 部规定吧。我顺利找了担保人，交了400元押金，一年借阅费100元，办理了借书证。我终 于有了借书证，拿到了图书馆的通行证，真是喜出望外。虽然押金、借阅费比本科生高出 了好几倍，但只要我拥有了与北大学生同等的求知权利，我便心满意足了。当天就借了《 邵力子》、《和平老人邵力子》、《浙江十大文化名人》3本书，还复印了部分《浦江历 代县志版本考》等乡土文化资料。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服务也日益完善，不论是旁听 生或社会人士只要有身份证，每天交2元借阅费，便可在图书馆各阅览室查阅资料了。后 来我认识的不少旁听生，在北大旁听多年，却无缘进图书馆瞧瞧，我真是同情他们，从此 ，我就闯进了“北大三宝”之一的图书馆（另二宝为北大教授的课程和校内外优秀人才的 学术讲座），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文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为我今后从事文学 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我与图书馆结缘，这是开始，恋爱还在后面呢！ 4、我与北大校刊 写下了题目，我不知从何说起。说句真心话，北大校刊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北大没 有班级的集体生活，相对一般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孤单的，校刊的编辑和学生记者给了我不 少温暖。我从高中起，就爱好写作，开始投稿，曾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发 表文章。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工作多年，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投稿，在各类报刊、电台上 发表散文、通讯、消息等300多篇。北大的学术讲座很多，我也经常去听讲，多少有点感 受，顺便写点消息，给校刊作补白，很受校刊编辑的欢迎。同时我还将稿子投寄给《文学 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也往往被采用发表。记得那时校刊办公室主任林 阳老师，兼编中缝的校内新闻，我送去的稿子基本每篇必登，一期报纸最多的时候发表过 四、五篇，这对于初到北大的我多少满足了一点发表欲，更重要的是能拿到每篇3-5元的 稿酬。这些消息稿，现在想起来，都不算什么文章，但它让我树立了自信，开始了最初的 半工半读的生活。 记得97年元旦，校刊在会议室举办了一次精彩的联欢会。北大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校 刊主编魏国英、副主编张黎明以及编辑王达敏、林阳等和学生记者团的全体同学欢聚一堂 ，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师生们都多才多艺，表演了不少游戏和歌唱节目，我作为一名特 殊的学生记者，也深受感染，觉得非常温暖。 校刊的编辑都非常热情，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不但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而且非常上 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在北大6年的旁听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记 得到北大不久，我与校刊副主编张黎民第一次见面时，便谈了很久。他比我大七、八岁吧 ，与我是金华同乡。当我谈起我的曹聚仁研究和自学经历时，张主编非常欣赏我，鼓励我 扎实在北大学习几年，肯定会学有所成。张主编也非常推崇曹聚仁的学术，也非常支持我 研究曹聚仁。每次见面，张主编都要勉励我一番。2001年3月，已经担任北大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的张主编对我在北大倡导北大边缘人事业，打算编写一本《北大边缘人的故事》一 事，也特别支持， 鼓励我说：“这是对北大精神和校园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边 缘人群体也是北大的一大传统，而边缘人的存在则证明了北大永恒的魅力。历史上出现过 如毛泽东、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丁玲等一大批杰出的北大边缘人，相信你们当中的 不少边缘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脱颖而出。希望你好好努力，做边缘人的楷模。”一席话 ，如春风般温暖我的心。 前几年，我在北大发起筹备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和曹聚仁研究会。1999年10月，由于 各种原因，北大中文系将不再帮我转信，曹聚仁研究会没有了联系地址，急得我团团转。 当时我在北大没有一个固定的联系地址，如果找不到新的联系地址，我的信就要被北大中 文系退还。为此，我找到了校刊领导和林阳编辑，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我代转我的信件， 足见他们对我的信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无疑给予了最及时地帮助。曹聚仁研究会终 于在2000年3月28日得到批准成立，挂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校刊的老师功不可没，我至 今仍心存感激。 其中校刊编辑王达敏，父母都是农民，在校刊工作，还在职读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 ，他既要完成编辑工作，又要听课写论文，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位孝子，将在农村的母亲接 到北大奉养已多年，他母亲身体也不太好，我在校内曾多次看到他用自行车拖着她去校医 院看病，孩子出世也不久，他的忙他的累是可想而知的。王编辑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关心我 ，时时鼓励我。 我真佩服他质朴的为人，坚韧的毅力，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现在我很少为校刊投稿了，由于忙，也很少去拜访校刊的老师。 但校刊的老师， 你们高尚的人格，将永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 5、钱陈教授是吾师--记钱理群与陈平原先生 最近6年在北大“偷听”陈平原教授、钱理群教授等的课程，自认为从中学得一鳞半爪 的治学路径。我利用这偷学来的“功夫”，开始整理多年从事的曹聚仁学术研究，居然事 半功倍。钱陈教授的为人和治学，各有千秋，其人一胖一瘦，一感性热烈，一理性冷静， 一大处着眼，一小处着手，一一呼百应，一曲高和寡，但他们的学术同样掷地有声，他们 同样珍视知识分子的桂冠，他们同样最重视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们的课程同样最受学 生欢迎，他们同样最爱护自己的学生，他们同样在北大享有盛誉。在北大，我没有固定的 导师，由于我听钱陈教授的课程最久，收获也最大，我从心底也往往将钱陈教授引为自己 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我有时觉得北大中文系如果缺了钱陈教授，肯定会逊色很多。我 深知钱陈教授是两位非常勤奋的务实的学者，他们不图虚名，唯求真理和实力。我只有扎 扎实实将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来照耀自己黑暗的心灵，使自己不断成熟，并学有所成，唯 有如此我才对得起我的“干娘”——北大以及北大的恩师对我的栽培之恩。 精神导师钱理群 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 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有亲和力。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6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 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 ，我正在负责筹备家乡浦江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我于1995年7月份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 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张主任恰好是浦江同乡，他非常热情， 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我，就因这很偶然的因素， 我结识了钱理群教授。96年3月，我一到北大旁听中文系的课程时，首选了钱理群的“19 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教授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 ，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6年，我也似乎成了一名“钱理群谜”，凡是有钱 理群的课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去听讲，有钱教授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 馆借阅。记得我刚开始听钱教授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教 授签名留念。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 钱教授提了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 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 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 的。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 此认真的回答。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经常见到钱教授 ，他总是提着一个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个布袋），总是那么忙忙碌碌，碰面了我都 会郑重地道一声“钱教授，你好”，他也是那么一脸如来佛的笑脸向你点点头，算是给你 最善意的回敬了。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会，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曹聚 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钱教授，有一个大大的秃了顶的 大脑袋，穿着也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 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教授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 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 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在北大，他除 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 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旁听、进修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 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我就不知一次在 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教授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也无不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 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我的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 ，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 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 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 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 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一个临时阅览证后，便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自由阅读报刊图书了。） 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二话没说，就给了 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 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 人感动的故事啊。我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 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 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那位旁听生手中。我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 部辞职来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 ，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 同学在北大的表现良好的信寄给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去年3月，我在北大发 起创办网上《北大边缘人报》，并着手编著《精神寻梦在北大--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最 近我已写信给他，希望钱教授作序，相信钱教授会有十分精彩的文章寄给我们的，我和所 有得到过他帮助的北大边缘人都在真诚期待着。 听钱教授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钱教授的一位学生郑勇曾在文章中生 动描述过他的讲课时写到“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 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 教室，因为人多，有时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 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上过老钱课的人，都会 对他独一无二的讲课风格留下极深的印象。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轮的鲁迅、周作人、曹 禹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 激动，眼镜一会摘下，一会戴上，一会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 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跟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 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 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 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 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 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 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 到呼吸声。” 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 ，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 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 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 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 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前来听钱教授的课，既有北大的本科生 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的青年教师和教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 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和追求政治的旁听 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 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钱教授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被他那磁铁 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 我在北大的6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 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 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 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困惑。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 们的著作中，发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 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 情怀。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钱教授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 “独立 、自由、批判、创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我相信在 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教授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道路来报答北大的 恩师们。 学术导师陈平原 我与陈平原的交情并不太深，除了多年“偷听”过他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外，并无直接 的交往，碰面也只是问候一声，便各自走开了。我每次编印了《曹聚仁研究》，总是不忘 给陈平原的信箱塞一份，不过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向他提什么问题或要求什么帮助，但相 信陈教授肯定是看了的。曹聚仁研究会成立了，我将他列为学术顾问，但至今尚未给他聘 书。我知道陈教授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非常注重学术趣味，喜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于学术 的天地中，在京城学术界有“独行侠”之称。陈平原在读书界、学术界的知名度已不低， 但他的为人与治学路径对我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从内心里将他视为自己的学术导师 ，因为我在北大是单科进修，绝大多数是自由旁听北大各系的课程。 96年3月，我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选修了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 课。这样我才第一次知道陈平原这个名字。来到北大之前，我虽然已在家乡从事曹聚仁资 料馆的筹备和乡土文化研究，但对当代的文化学术了解得很少，几乎是个“文盲”。最初 听陈教授的课，因我文化基础不好，一时很难能真正领会他的课程。不过，跟着陈先生的 学术野马在中国百年学术兜了一圈，对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起码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 当代还有如陈教授这样的饱学之士。陈教授身材瘦小，个子不高，老是戴着眼镜，穿着也 并不十分考究，我感觉他有点像个顽童。他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记忆惊人，见解独特， 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中年学者。陈教授的课程注重学理分析和以小见大的学术路子。他的治 学重视考证，喜独辟蹊径。陈教授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学术和思想以及喜怒哀乐，往 往通过他的随笔来表达。我觉得陈教授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文学史、大学史甚至武 侠小说等领域都已经有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去年，陈教授还开辟了“明清散文研究”的 研究生专题课，可见他还有贯通中国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的宏愿。 陈教授的夫人夏晓虹教授在北大也是一位名教授，是一位不错的文学史家。他们夫妇 在学术上互相推重，我也常见到他们夫妇出现在学术会议或图书馆，夫唱妇随，令人艳羡 。去年3月，我在北大倡导“北大边缘人”事业，并创办了一份网上《北大边缘人报》， 同时还在编著《精神寻梦在北大--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曾一度引起媒体的关注。不久， 我便看到陈教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北大边缘人》一文，对北大边缘人给予了极 大的支持。据我所知，陈教授是近年来对北大历史上的旁听现象给予高度重视的第一位北 大学者。他于1997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发表《老北大的故事之二：校园里的“真精神 ”》，以较多的篇幅谈到北大“偷听生”，他在文章中写到：“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 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 ‘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 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 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 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 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 定的态度。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 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 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 》）。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 饱含深情的回忆：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 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 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 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 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真是我们北大边缘人的知者之言。他在《北大边缘人》一文中 用了近4000言的笔墨来谈论“北大边缘人”，其中有一段写到：“没有做过详尽的考察， 但印象中，北大百年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 代。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除此之外，北大校 园从不单单属于北大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诸多大学里，北大的门卫最严，可北 大的教室最松。 称为‘偷听生’，实在有些不雅；称为‘校外听讲者’，又未免太罗嗦 。但我相信，没在北大正式注册，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这样的朋友，肯定很 多。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考研朋友的自述。其实，还有在北大进修过一年、访问过三个月 、听过几次讲座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没拿文凭的进修教师和培训班学员，还有北京各高校 跑来选修若干课程的研究生，他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这里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人的评价 ，对于北大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北大呆的时间不长，故保留强烈的新鲜感， 加上这段经历有点特殊，不免将其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可别小看这些未经证实的‘公论 ’，它直接关系到北大的社会声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觉得有彻底堵塞‘偷听’ 漏洞的必要。不说如何‘发扬光大’，而是担心被‘斩草除根’，是因为‘偷听’的流行 ，明显有违现行的大学规章制度。别的大学当然也有‘偷听生’，但不若北大那么有名， 更不会像北大的‘偷听生’那样自称‘边缘人’，而且还将自己的经历堂而皇之写成书。 ” 6、与孩子一起成长 2月27日的黎明，一声嘹亮的婴儿哭啼，一个小生命诞生了。久悬的心如石块落地一般 ，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喜悦。我做爸爸了，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当躺在车上的妻子从产房 被缓缓推出的时候，我急切地走过去，看到妻子头发蓬乱，脸色有些疲倦和苍白，婴儿躺 在妻子的怀里，我们的眼光交接时，我看到妻子的脸上泛出了非常欣慰的微笑，我知道这 笑脸里，充满着我们十个月来的多少期盼和艰辛，特别是孩子降生前的几个小时，妻子在 剧疼中挣扎，双手紧紧抓住床沿，咬紧牙关忍受撕心裂肺的疼痛，终于盼到了孩子的第一 声歌唱。 我在产房的门外足足等了2个小时。我心急如焚，为了等待孩子的出生，通宵不敢眨一下 眼。孩子顺利来到了人间，她用她的啼哭向我们爸妈报到。我们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小宝宝 的加盟我们的两口之家，从此就开始了我们三口之家乐融融的全新生活。当接生的医生出 来告诉我孩子出生的喜讯时，那种喜悦与激动无法形容。我知道孩子出生的时间是6点20 分，几分钟后，我用手机以第一时间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作了“报道” ，他们都由衷地祝贺宝宝的来临。 在医生的安排下，我们在医院里住院4天。我们的小孩，重3000克，身高50公分，是 男孩的另一半--女孩，我乐称她为千金，一位非常秀气又可爱的小精灵。我以最快的速度 用电话和电子信件向我们的亲友，“报道”我们喜得千金的喜讯。孩子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我才深深感受到做父母的骄傲和喜悦，当然还有责任和艰辛。孩子的头发比一般孩子的 头发黑，也许在孩子出生前，为了让孩子头发长得好一些，我买了不少核桃、核桃粉以及 排骨、母宝等富含钙的补品和食品给妻子吃，看来我的辛苦没有白化，孩子一头黑得发亮 的头发，便是对我这个爸爸的最好回报。妻子告诉我，她第一眼看到孩子时，宝宝竟然笑 了。我在孩子出生后的几小时内，也同样看到了孩子的微笑。孩子的眼珠黑亮，骨碌骨碌 会转的，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我真的惊异于现在的小孩越来越聪明了。刚出世 的小孩脸蛋皮肤出色的好，是我至今看到的第一等美丽的肤色，细腻有光泽，红彤彤的， 比富士苹果还鲜红，比豆腐西施还细嫩，我想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与我的女儿相比，也会相 形见绌的。当然这只是昙花一现，这与小孩长期生活在妈妈的胎盘里，每时每刻泡着营养 液里，不必风吹雨淋日晒息息相关吧。过了一、二天以后，小孩的脸色开始变红和黄，医 生告诉我们这是小孩的黄疸期，大概十天左右，小孩的脸色会逐渐好转，这是正常的现象 。果如医生所言，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小孩的皮肤已开始好转，开始白里透红，似乎比刚 出生时的皮肤更多了一些内涵，成熟多了，在娇嫩中更多了一份灵气。 喜得千金的喜悦，还可以在我们和孩子从医院回家后不久给家人的信中可以感受得 出来：“合家好！我和雨心也很想念家人，想必家人也十分挂念我们。我与雨心已于前天 顺利出院。我们给女儿取名为京慧，希望她以后能留在北京发展，也希望她能成为北京有 智慧的人。慧慧一生下来便会笑，眼珠骨碌骨碌转的。我们都很喜欢她，我们的朋友见了 也很喜欢，我想爸妈和全家人见了，肯定也会很喜欢的。慧慧回家后，比在医院还听话， 不甚哭闹。医院的条件很不错，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与雨心去医院时，带了一大包 小孩的衣服去，结果一件也用不上，医院早为小孩准备好了。吃饭也不用操心，都是医院 定时送的，鱼汤、鸡肉、蔬菜和大米、小米粥等等，营养搭配很合理。只是去医院那天， 我与雨心一夜都未合眼，在医院4天，一切都好，就是睡眠的时间不足。医院里为小孩准 备了一次性的尿布、尿裤，家里和岳父母寄来的尿布一时也用不上。孩子生下来了，我与 雨心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现在感到无比的轻松。回家了，我为雨心炖汤烧饭洗衣忙得不 亦乐乎，最近一二个月，我要多照顾雨心和慧慧了。家里多了一个生命，虽然忙了些，但 生趣也多了不少。我们住的地方离菜市场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加上煤气灶和电饭锅烧饭， 还是很方便的。我现在几家公司和一位华侨的国外公司兼职，工作时间没有固定的要求， 帮他们策划、找资料或写文章，有三、四处地方有工资可发，生活固然没有什么问题，家 人尽管放心。不过我正在写《精神寻梦在北大》的长篇连载，必须在电脑前敲键盘，在家 照顾雨心和孩子，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集中时间多写一些文章。文章是会越写越好 的，我在北大已6年了，我想总结一下，在今年要多写，写出一点有价值的文章来，算是 给慧慧出生的纪念。现在报纸杂志向我约稿的很多，稿费挣个八千一万，也没多大问题的 。在北京总感到忙，很少向家里的亲人打电话或写信，内心感到十分不安。爸妈、哥嫂、 妹妹妹夫为小孩准备了那么多东西，加上岳父岳母寄来的和我们自己买的以及朋友送的， 已满满装了两大箱了，我想京慧真有福气，一生下来，就有那么多人关心她，我和雨心真 有点羡慕她了。在此，我与雨心和慧慧向全家人表示最衷心地感谢。回家后，家里寄来的 衣物已穿了几件，戴上家里寄来的小帽子，慧慧更可爱了。慧慧满月后，我会给你们寄照 片的。” 我和妻子自从怀上慧慧以后，我们就已开始为孩子取名。当时我们无法预测孩子的 性别，所以在反反复复的琢磨下，最后决定如果生个男孩就取名“祖仁”，生个女孩就取 名“京慧”。名字当中都包含了我们做父母的期望。出生前，我们对肚中的孩子，就有时 说“祖仁”，有时叫“京慧”，因为我们再聪明，也无法看透肚中的孩子是男是女，我们 夫妻最多的也就猜谜似的猜测，这种未知的神秘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在等待索解最后 谜团的过程中，我们最后盼来了慧慧的姗姗来迟。小孩是我们夫妻灵魂的清醒济，小孩是 我们夫妻生命的原动力，小孩是我们夫妻创作的灵感源，小孩是我们夫妻未来的希望。我 从一知道妻子怀孕后，就与妻子说，我们的过去不论是成功和失败，辉煌与灰暗，一旦我 们有了爱的结晶，我们的生命就要开始从头来过，我们要与小孩一起成长，我们的一言一 行，都要做孩子的表率。 在期盼中，孩子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生活和事业，一切都又重新开始。我们的生命，因此 就更充满了无限生机和希望。 7、倡导“北大边缘人” 我在北大6年，先后旁听过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光华管理学院等数十门课程 ，听过数以百计的各类讲座，参加过北大研究生会、五四文学社、爱心社等北大学生社团 组织，阅读过不计其数的书籍，结识了众多的师长朋友。96年12月至98年7月，在原北大 历史系楼开炤 教授推荐下，我在北大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今文史哲编辑部）工作，利用 业余时间在北大听课，开始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我在北大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知识， 感受着北大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的学术氛围。这里有一种特殊的人文魅力，让你着迷 ，我真是不思归矣。 我在北大6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后，由于感同身受，更希望为介绍、宣 传在北大周围苦苦追寻理想的北大边缘人难兄难弟做些工作，为他们的学习、生活和事业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1年3月22日，笔者首次在北大提出了“北大边缘人”的概念，写出了《〈北大边 缘人的故事〉征稿启事》，翌日以“北京听涛社”的名义在北大三角地张贴后，在北大校 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该启事写到：“在北大边缘学习、生活、工作的各色各样的‘边 缘人’肯定不少，他们如饥似渴般呼吸的是燕园清新的空气，吮吸的是未名湖甘甜的奶汁 ，汲取的是北大一百多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感受的是北大博大精深和有 容乃大的学术氛围。他们有缘与北大结识，虽然穿的不是北大的校服，但他们的身上同样 流淌着北大的血。从历史上的梁漱溟、毛泽东、陈毅、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 、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瞿秋白、冯雪峰、丁玲、金克木等，都与北大有过边缘式的 生活经历，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全国各地来北大旁听、进修求知的人士不计其数。他们 每一个人与北大的结缘都会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或喜或悲，或得或失，都给北大这位 巨人增加了内涵，积聚了力量，也肯定会给我们许多新的人生启迪。北大造就了大量的不 是普遍意义上的‘北大人’，而是北大围墙外的特殊意义上的‘北大人’--‘精神流浪者 ’，我想这批‘北大边缘人’，在以后，必将会以他们的成就来回报他们的‘干娘’—— 北大。为了总结20余年来曾经在北大旁听、进修、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已经成名或正在北 大旁听的‘北大边缘人’（也包括从‘北大边缘人’通过努力最后而成为‘北大人’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和教师）的经验与教训。北京听涛社与有关出版社正在策划编辑出版以在 北大有过旁听经历的‘北大边缘人’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散文集《北大边缘人的故事》。 入选文章字数在5千至1万字左右为宜，要求真人真事，文笔优美，要对北大有所感受。当 然，也欢迎以北大边缘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诗歌、剧本、学术文章等，我们可以考虑以 另外形式择优出版或推荐发表。欢迎投稿，稿子一经录用，即付稿酬。本社拟办一份为‘ 北大边缘人’提供交流和服务以及为社会各界了解‘北大边缘人’生活和精神风貌的内部 交流网络刊物《北大边缘人报》和《北大边缘人》的杂志，特向社会各界寻求合作者，聘 请部分通讯员、编辑和记者，有意者请与柳哲先生联系，或将应聘材料寄给本社。我们愿 与所有的‘北大边缘人’结缘！”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年多来，已有成百上千的北大边缘人及社会各界人士与我联系 。《北京青年报》、《北京新报》、《北京晨报》、《华人时刊》、《中华读书报》、《 中国青年》、《中国日报》、《今日作家网》、《中华读书网》、《中国校园网》、《新 青年》、《榕树下》以及美国《世界日报》等上百种报刊杂志和网站都对此作了广泛报道 。 我为何要倡导“北大边缘人”？不少刚认识的北大边缘人或对此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都会问我，你是如何想到要为北大边缘人编书，甚至要办一份报纸和杂志的呢？ 其实这 与我在北大的经历有关。由于一位曾来北大找我帮忙的的老乡徐某（后来他的一本垃圾书 《文化嘴脸》粉墨登场，扮演他那丑陋的“文化嘴脸”），为了得到一位女孩的青睐，竟 不择手段，卖友求荣，在北大和社会上到处造谣陷害我，致使北大的某些领导有所误解， 撤消了我数年在北大中文系的曹聚仁研究会筹备联系信箱。这对边缘生活在北大的我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感到我虽然生活在北大的校园里，在北大听过课，甚至在北大出版 社工作过近二年，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当我苦苦为此思索并漫步到北大三 角地的时候，“北大边缘人”5个字跃入我的脑际，我欣喜不已，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在北 大的称谓“北大边缘人”。为此，我便打算写一本《北大边缘人的故事》的散文体自传， 来说明我的心路历程。本来，“北大边缘人”只是对自己个人的称谓，意想不到的是不久 它竟然成了成千上万曾经在北大旁听、进修、游学、考研人士这一特殊群体的称谓。我知 道有更多的北大边缘人的事迹需要我们去宣传，有更多的北大边缘人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帮 助，有更多的北大边缘人的梦想需要我们去成就，于是我就有了倡导“北大边缘人”的想 法和行动。时间已过去一年，我早已在网上创办了《北大边缘人报》（网址：http://cn .netor.com/m/box200103/m4120.asp?BoardID=4120），并收集了近50万字的北大边缘人 资料和文章，刚刚编著完成的“精神寻梦在北大”系列《 老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新 北大边缘人的故事 》、《 北大边缘人现象扫描》等也将在2002年3月22日“北大边缘人 ”倡导一周年之际在报刊和网站陆续推出，作为纪念。 8、 在北大筹办曹聚仁研究会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一位“谜一样的人物”曹聚仁，他既是名作家、名记者、名 学者，一生写下了4000余万字的作品，解放后，又是大陆和台湾的“国共密使”，近20年 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而奔波，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周恩来总理盖棺论定称其为“爱国人士 ”。 说起曹聚仁，正如曹聚仁胞弟曹艺于1999年8月17日写给笔者的信中所说“你是曹聚 仁迷，研究曹聚仁的专家是当之无愧的。”研究曹聚仁的专家不敢当，“曹聚仁迷”这确 实是忘年交、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曹艺先生送给我的最高荣誉，我非常珍视这项 桂冠。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两位从曹聚仁父亲创办的育才学校毕业出来的伯伯的“蒋畈精 神”，对育才与曹聚仁父子传奇般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但要说我真正迷上乡贤曹聚仁， 还得从上中学时读到他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才开 始的。这本曹聚仁自传深深影响了我这十多年的人生。 94年9月至96年3月间，我在中共浦江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在浦江图书馆专职从事曹聚仁 资料馆的筹备工作，于95年5月17日，浦江县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了曹聚仁资料馆。 夏衍在95年元月8日为曹聚仁资料馆题写馆名，冰心、柯灵、王西彦等为纪念曹聚仁题词 。 我因仰慕北大的学术环境，于96年3月来北大中文系进修，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为 今后更好的研究曹聚仁打基础。我在北大半工半读两年后，深感中国学术界包括北大对曹 聚仁的研究实在缺乏重视，我为之深感不平。98年3月，为了推动北京和全国的曹聚仁研 究和纪念活动，我便在家乡创办“曹聚仁资料馆”的基础上，在北京开始了筹办“中国曹 聚仁研究资料中心”艰难历程。我将在北大出版社兼职一年多挣得的数千元钱全部用来作 筹备经费。当时，很快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文坛泰斗冰心、北大学界 泰斗张岱年、季羡林、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蔡尚思、贾植芳等等的支持。特别是北大中文系 原主任严家炎教，当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费振刚教授，曹聚仁弟子、中国人民大学著名 教授方汉奇以及曹聚仁胞弟曹艺、继子曹景辉、女儿曹雷等的大力支持。记得在曹聚仁研 究资料中心于98年6月26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前，费振刚教授还让我向中文系专门打了申请 挂靠的报告，由于各种原因，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最终未能批准挂靠北大。曹聚仁研究会 （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成立和发展却与北大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这也是 不争的事实。北大中文系费振刚教授和温儒敏教授都先后表示，只要曹聚仁研究会由有关 部门批准成立，北大中文系可以作为学术支持单位，他们本人也都表示愿意支持曹聚仁研 究。笔者作为北大的一名进修生，能得到我敬重的北大老师的支持，很是感激，如果没有 他们的栽培和扶持，我是不可能在北大这一中国学术重镇——北大，生活、学习、工作、 创业达整整6年之久的。 开始筹备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它与研究会一类的学术团体有所区别，由于经费和政策 等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在短期内成立中国曹聚仁研究会。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是我们为今 后成立曹聚仁研究会作准备。当时笔者在《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在京成立》的消息稿中， 也特别写明“通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在曹聚仁诞辰98周年纪念日宣告成立这一形式，作 为对曹聚仁的特殊纪念”，本来我们想举办一个纪念会来宣告成立的，但由于缺乏经费， 只能通过这一特殊的形式，来表达我对曹聚仁的纪念。 经过近二年的准备，在曹聚仁资 料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基础上，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于2000年 3月28日正式批准成立了曹聚仁研究专门委员会（简称曹聚仁研究会），中国新闻社于20 00年4月11日向海内外媒体报道了《曹聚仁研究会在京成立》的消息 。曹聚仁研究会是目 前国内外唯一的曹聚仁研究学术社团，以弘扬曹聚仁的学术成果和爱国精神为宗旨，将策 划出版系列曹聚仁作品和研究著作，长期开展曹聚仁学术研究、纪念和宣传活动。 我于去年3月，还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北京听涛社，以纪念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创刊 70周年。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和他的亲友在上海创办了〈涛声〉周刊，主张“文艺批 判、生活批判、思想批判”，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份“赤膊打仗，拼死拼活”（鲁迅评语 ）的报纸，是投向黑暗社会的一把利刃，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但由于时代复杂的各种因 素，《涛声》与他的创办者曹聚仁一样，几乎被历史所淹没。当时是以“上海听涛社”的 名义出版《涛声》和策划出版另外一些有影响的图书的。笔者与曹聚仁是同乡关系，得以 较早接触了曹聚仁的作品与思想，从80年代初读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聚仁自传《我 与我的世界》迄今近20年来，笔者对乡贤曹聚仁作品和思想情有独钟。曹聚仁胞弟、《涛 声》创始人之一、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曹聚仁研究会名誉会长曹艺先生生前多 次写信或当面嘱咐曹聚仁研究会要继承和发扬曹聚仁在30年代敢于主张理性批判的办报出 书的精神，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曹聚仁研究会决定恢复“ 上海听涛社”，由于本会地点在北京，故称“北京听涛社”，以策划出版社会热点各类图 书。目前社会最缺的就是理性批判精神，我觉得曹聚仁虽然与北大无缘，但他的理性批判 精神与北大的精神有相通之处，这可能与他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毕竟为著名 学者单不庵 （后来应聘为北大教授）的入室弟子，北大高才生朱自清、俞平伯也当过他 的老师，更重要的是北大著名教授鲁迅、周作人与他都有着很深的交谊有关吧！所以我以 曹聚仁的理性批判精神来倡导“北大边缘人”，还是以弘扬和发展北大精神为归依。（z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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